戈林，纳粹德国的帝国元帅，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战争罪犯，却在临终前的一封遗书中，意外地触动了人们心中某些柔软的角落，甚至让人产生了一种“绅士”的错觉。这背后，折射出的是人性复杂、道德评判的模糊以及社会心理的微妙。

戈林的遗书

1946年10月15日，在戒备森严的监狱，纳粹德国帝国元帅戈林为了逃避绞刑，他递交申请，选择了枪决。他拖到了最后一刻，直到彻底失去了获得体面死法的可能，这才服用氰化钾自杀。

戈林死后给典狱长布尔顿·C·安德鲁斯上校留下了遗书——

致典狱长： 打从成为阶下囚那天起，我就一直随身携带着毒药胶囊。我被押送至蒙多夫监狱时，身上共有三粒胶囊。 第一粒我留在衣服里，让你们搜身时发现它。 第二粒我更衣时把它藏在衣架下面，穿衣时把它带在身上。 无论是在蒙多夫监狱还是在这间小牢房里，我都把这粒药丸藏的很隐密，所以尽管常有严密搜查，还是没有被发现。开庭期间我把它藏在身上或是我的高筒靴里。 第三粒胶囊如今藏在我的小皮箱的护肤霜里。 在蒙多夫监狱时，我有两次机会可在必要时用上这粒胶囊，这不能归咎搜查人员，因为要发现胶囊实在不可能，若能真的发现也必定是偶然吧！

戈林像绅士一样

戈林逃避了绞刑，就这么死了，死前的遗书中不忘指出毒药的来源，并强调不要归咎于搜查人员。在这一刻，在绝大多数人的心中，居然都为这句话而唏嘘、而动容，居然觉得戈林好像一位绅士一样。

戈林的遗书，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对细节的执着和对命运的无奈。他详细描述了如何巧妙地藏匿毒药胶囊，以逃避可能的绞刑，这种对自我命运的掌控欲，在临终前显得尤为强烈。

而遗书中那句“不要归咎于搜查人员”，更像是一种自我救赎的尝试，试图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为自己塑造一个至少在形式上“体面”的形象。然而，这种“体面”是真实的，还是仅仅是一种道德幻象？

戈林罪责难逃

戈林的一生，是纳粹暴政的缩影，他参与策划和实施了无数对犹太人和其他无辜民众的迫害，他的罪行罄竹难书。在这样一个人物的遗书中寻找“绅士”风度，无疑是对历史真相的扭曲和对受害者情感的漠视。

谭鑫培的名言和“峰终定律”在此处被引用，似乎在为戈林的行为寻找某种合理性或同情点。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，道德评判不能简单地以“最后一刻的好事”来抵消之前所有的恶行。

戈林的遗书，无论其言辞如何恳切，都无法抹去他一生的罪恶。这种在临终前试图通过某种行为来洗白自己的做法，不过是一种自我欺骗和道德逃避。

对戈林的道德评判

社会的确存在一种倾向，即对那些做了99件坏事的人，只要他们在临死前做了一件好事，就给予过度的正面评价。这种倾向，实际上是对道德评判标准的扭曲，是对受害者情感的不尊重。

真正的道德评判，应该基于一个人一生的行为和选择，而不是仅仅关注其临终前的表现。

戈林的遗书，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复杂而矛盾的一面。它提醒我们，在评判一个人时，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客观的标准，不能被表面的言辞或行为所迷惑。

同时，它也警示我们，要警惕那些试图通过临终前的某种行为来洗白自己罪恶的人，因为真正的救赎，从来不是靠言语或行为来完成的，而是需要内心的忏悔和对历史的正视。

编后：

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更应该坚守道德的底线，不被表面的幻象所迷惑。戈林的遗书，虽然让人有种绅士的错觉，但我们应该明白，这种所谓绅士，不应该成为对罪恶的宽容或原谅。真正的道德评判，应该基于对历史真相的尊重和对受害者情感的关怀。

2025年6月15日夜凌晨五点写于西安南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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